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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其中，宪法文本相对明确。

但从传统中国来说，与黑白分明的裁判相比，调解更具有可接受性。我们知道，对簿公堂、一刀两断的正式争议方式，并非是欧美国家法治观念的产物，中国传统法制天理、人情、国法的观念也支持这种争议解决的方式。

[17]站在法官立场上说出这样的感受，应该是值得立法决策者们重视的。于是，不管是否是出于迁就现实等需要，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承认了法院可以依法通过调解方式结案的合法性。现实中法院这种倾向性蜕变并非不可能发生，尽管这可能并不是法院自己的追求。其一，诉前调解程序的去法化问题。关键词: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

对此，当时的立法草案说明是这样阐释立法理由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现代国家中，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资源和动员能力，有的行政争议由它自己来解决更为妥当，这或许也是《行政诉讼法》要规定受案范围的立法理由之一吧。据不完全统计，20多个省级政府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方面的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量化，为行政执法行为提供具体指引。

但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主体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行为方式不同，一体化建设时如何协同是个难题。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机构质量不高即无法控制腐败、法治水平较低则会影响经济增长、导致经济不平等。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从严治政，依法行政。文本体系揭示的工作重心反映了法治政府建设对环境和获得资源的基础的适应。

虽然关于善治的界定存在争议，但一些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些操作性的定义。依据指标体系产生的评估作为反馈信号可以调整未来相关建设行动的方向和方式。

但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级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不同。比如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一级指标之下，包含6项二级指标和14项三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法治政府建设兼具阶段性和连续性。另外，关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及监察机关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也没提及更没有提供这些机构之间产出与投入之间互动的评价方式。

数值评估方法除了进行法治层面的考核之外，还增加了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其他指标的关联性。但几乎没有大陆法系知名法学家的观点受到指标设计者的关注。但从具体的考核指标来看，并没有将服务、责任、廉洁政府建设目标与有这些面向的法治建设机制之间建立起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函数。2019年５月２２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在全国范围启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同时公布全国层面市县两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即以《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以下简称《市县指标体系》）作为开展示范创建活动的评估标准。

自2001年启动至2012年截止，国务院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首先，指标体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全面和系统性的，不能顾此失彼，片面强调某种思想。

具体内容是设置政府立法的相关机制，如完善公众参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等。因此，本阶段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体现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与加强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在健全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的机制方面。

曾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社会指标既不是社会的，因为它脱离了社会关系，也不是指标的，因为它只是指出了可能发生而已。而指标系统的成功与否则往往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充分领会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外环境、工作重点与系统特征。要求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时遵循公开程序，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施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运动逐渐衰落。十三届全会决议中关于政府法制有提及制定行政诉讼法、 改善执法活动，但都不是从政府法制建设角度提出的要求。这种方便的样本很难全面反映各地法治的真实水准。

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必然是由多元主体建构起来的网格结构。从积极的角度看，治理理念可以让多元的行动者网络变得相互依存并形成合力解决棘手的问题。

善治与国家能力、政府质量以及建立可持续发展制度来管理各类公共资源的能力等概念等密切相关。在倚法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法治的深入发展成为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化的稳固规范支撑。

就法治政府建设而言，其指标体系的测算目标确定关键在于对建设工作重点的理解，而测算对象的理论定义则需充分结合建设的核心理念。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历经了三十多年的实践发展的过程，有徘徊，有重复性建设，但总体上确立了法治统领行政的环境，构建了符合法治要求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机制，大力推动了政府法治水平在短时间内迭代升级。

1999年9月22日党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与社会指标、法律指标相比，经济指标无疑更具生命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清晰认知和适应这些环境要素才能得以健康发展。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机制与运行结果通过指标系统形成循环系统。

截止2010年，全国有30个省级政府、49个较大的市政府及其部门、80％以上的地级市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完毕，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而对二线城市可增加一些减少资源消耗、加强环境保护、预防安全生产等政府部门的考评指标。

虽然有研究指出，法治指标与社会指标、经济指标中，最没有独立性的恰恰是法治指标。党的领导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

指标体系确定了建设目标次序并事关调动各种资源以实现系统目标达成。整体性的理论分析对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意义重大。

2004年《实施纲要》较《依法行政决定》更强调行政执法的重要性。只有理解法治政府建设各阶段依托的理念，才能准确认知各种要素的地位和价值，并加深对指标体系合理性的理解。法治政府建设的文本、理念和指标的系统关联与实践意义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究。1938年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发表《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直接提出服务行政理论。

由此开启了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建设的热潮。2019年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又将党政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工作实绩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明确了党委领导法治政府建设的职责。

正所谓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比如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布的《市县指标体系》的指标100中要求将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等指标体系，且分值权重不低于总分值的10％。

２．更注重系统整合 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功能高度分化。但哪些现象适于用指标来指代？哪些又不适合？这类问题仍需继续研究。